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中国经济改革的新命题

中国拥有世界最为悠久的农业发展史，据考古发掘证明已长达八九千年。但历史底蕴没能让中国农业屹立世界之巅，却成为全球农业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据中科院发布的2012农业现代化研究报告称，2008年中国农业水平与英国相差约150年，与美国相差108年。

中科院的报告也许有些片面或武断，但中国农业确实难言乐观，且不仅是单一的农业水平问题，更与中国城镇化的矛盾休戚相关，并成为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困局与城市化的窘境

◇以数据为证，直击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滞后性。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世界平均值的47%，约为美国和日本的1%，同时，中国化肥、水、农药等资源消耗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但中国百倍的劳动力和数倍资源投入的每亩单产所得仅是发达国家的60%-80%，而最终的农产品商品率也仅有发达国家的80%。

同时，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突破50%，但真实城市化率（具有城市户籍）仅有约36%，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城市化率。

◇中国人多地少和土地制度的历史惯性造就了农业滞后的基本困局。中国农民人均可耕地面积仅有2.7亩，而80年代初确定的家庭承包制又制约了土地流转使得规模化生产成为泡影，农民只能通过高强度的劳动才能提升些许产出，农业成为中国劳动密集程度最高的产业。

◇城市化的弊病与农业问题休戚与共，关系到民生之根本。过去，中国实行了长期的工农剪刀差以支撑城市及工业的快速发展。工农剪刀差使得农民高强度劳动的边际收益远远比不上外出打工的收入，大批农民开始涌入城市。而随着城市人口急剧膨胀，教育、医疗、交通、养老、就业等公共配套资源却相对滞后，中国的大城市病日益严重，这使得政府迟迟不敢放开户籍改革。

无法成为市民的农民不得不继续依赖家里的耕地作为保险，同时进行间歇性外出打工补贴家用。于是，中国形成了全球最为独特的“半耕半工”农村社会形态，中国农村空心化、抛荒地等已成为常态，农业效率进一步降低，并面临未来“谁来种地”的发展难题。

同时，我国粮食总产量虽然实现了“九连增”，但在城镇化背景下，消费需求增长得更快，农产品供给仍处于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紧缺、对外依存度明显提高的状况。而没有农业的更快增长，城镇化就难以有效推进。

总结来看，中国的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似乎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城市化实现了土地的城市化和劳动力的转移，却未实现人的城市化和农业土地的合理流转，落后的农业结构难以改善；另一方面，依靠农业难以提升收入的农民不得不继续涌入城市，进一步加剧大城市病。

因此，单一解决农业或城镇化问题已经难以奏效，中国必须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良性互动才能摆脱这一恶性循环。

二、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良性互动

2012年底，中共十八大提出：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这充分说明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城市化与农业恶性循环的困局，希冀通过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那么，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到底如何与农业现代化实现良性互动？

◇从土地的城市化到人的城镇化

人多地少是中国农业难以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的主要瓶颈，而新型城镇化既不是把农村变为城市，也不是把农业变成工业，而是通过减少农民，通过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的产业利润率，并进一步改善农村面貌。

农民市民化首先面临的是土地和户籍问题，过去固有的城市化模式是：政府低价从农民手中获取土地，以土地和税收补贴方式招商引资做大经济总量，以推高房价来拉高地价进而获取更多卖地收益和房地产税收，其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吸引农民向城市转移的同时又通过户籍隔离来减少公共服务支出。中国新型城镇化改革的核心正是要打破这种固有模式。

固有的城市化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城乡差距及相应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使其难以为继。而新型城镇化既要放弃土地财政，又要增加对“新市民”在教育、医疗、社保方面的支出，这必然要求政府大幅削减行政支出，大幅减少腐败，可以预见，改革将遭到现有既得利益者的激烈抵制。

但新型城镇化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政府也正在不断探索并酝酿新型城镇化的具体规划以确保转型的实施。如成都和天津模式，其主要做法是对土地确权颁证，建立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设立建设用地增减指标挂钩机制等。

◇从大城市产业规模化的“候鸟式”就业到中小城镇产业化支撑的本地就业

过去城镇化建设都是以大城市为中心，吸引了大量农民涌入，造成了人口拥挤。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将更注重城镇产业经济的培育，重视与农业相关的二、三产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和农村合理分工、特色突出、功能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最终实现农民本地化就业和收入的提升。

为此，政府一方面可能将采取直接的资源倾斜，扶持乡镇产业经济；另一方面鼓励创新经营体制，发展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实现农业增收。如广东模式，一是珠三角模式，即以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集中的中心镇为发展依托；二是山区模式，即围绕着县城，发展专业镇。

农村和城市是国家的一体两面，其人口的相互转移构成了国家发展的直观缩影，而中国畸形的“候鸟式”往返迁徙注定只能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过渡的产物。而当传统的城市化模式日趋衰竭及农业现代化推进艰难之时，城乡二元发展甚至牺牲农业的方式已经走到尽头。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是要改变过去牺牲农民利益、以农业反哺城市的发展模式，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这将是曲折而艰难的历程。但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深入推进，政府将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将告别过去的从属地位，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一起成为中国下一轮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与核心。

（作者李应涛先生是智邑咨询战略咨询中心高级咨询顾问）